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

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

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

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

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

他听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

将近。

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

、“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

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

。

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

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

。

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

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

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

。

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

弄得那人无言可对。

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

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

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

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

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

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

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

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

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