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1865年他便指出：&ldo;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rdo;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ldo;自强新政&rdo;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

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

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

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ldo;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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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ldo;借法自强&rdo;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

当时，不少大臣空喊&ldo;攘夷&rdo;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

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

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ldo;外须和戎，内须变法&rdo;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

他语重心长地说：&ldo;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

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

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rdo;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

他把传统的&ldo;穷则变，变则通&rdo;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

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