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亨，曾守卫大同。

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

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

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

于谦辞让，景帝不允。

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ldo;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

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倖，决不敢以子滥功。

&rdo;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ldo;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rdo;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

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

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

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

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

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

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绝望，如功臣于谦的冤杀。

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

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人记起，有些人值得牵挂。

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样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追赠太傅。

弘治七年（1494），赐谥曰&ldo;肃愍&rdo;，建祠，匾额书&ldo;旌功&rdo;。

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ldo;忠肃&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