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家境并不富裕。

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

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

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ji）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

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

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

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

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

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

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

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

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

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

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

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ldo;焦芳也做了学士吗？&rdo;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ldo;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

&rdo;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

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ldo;钤山堂&rdo;，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

在此期间，严嵩&ldo;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rdo;。

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

时人李梦阳曾说：&ldo;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rdo;何良俊称：&ldo;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

&rdo;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ldo;奸臣&rdo;的骂名有关。

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

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ldo;六必居&rdo;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