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上述勒庞对道德所作的区分中，我们已可隐约感到在判断群体的行为是否符合&ot;道德&ot;上往往会陷入困境的原因。

无私的奉献当然是一种美德，我们也很难指摘人们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因此这很容易让我们得出&ot;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ot;这种令人尴尬的结论。

对于这一困境，后来的哈耶克曾以十分理解的态度做过说明，他指出：&ot;由于大批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种在我们看来似乎否认了大部分道德价值的制度，我们便认为他们缺少道德热情，这是极不公平的。

对于他们的大部分人来说，实际情况也许恰好相反：像国家社会主义这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能与之相比。

&ot;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是同建立在个人责任上的道德无法并存的，因此，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些更高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ot;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接题而至。

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

&ot;

5英雄与群众

但是，勒庞的枪口并不是只对着让他感到惊恐的群体的。

与弗洛伊德在倾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所言不同，勒庞并非只把眼光停留在群体行为上，&ot;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

动理中的重要性&ot;。

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ot;群氓&ot;。

当然，能够让群体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绝对不会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

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勒庞通过对&ot;剧院观众&ot;的情绪化表现的分析告诉我们，群体本能地希望英雄表现出他们所不具备的高尚品格。

这些品格作为日常生活中很不多见的稀缺商品，英雄如果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大量提供，这当然会让他广受爱戴。

于此我们不妨说，卡莱尔断定群众有英雄崇拜的本能，也不是没有经济学上根据的。

刚才我说，弗洛伊德批评过勒庞在研究领袖上有不周全之处，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勒庞的确没有得出弗洛伊德那样的见识，把编造领袖神话视为个人解除心理压抑的有效手段。

但他却没着另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西方政治学传统，为我们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关系，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里风格。

他认为，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ot;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

&ot;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ot;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ot;。

这就是为何&ot;当波拿巴压制了～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ot;。

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

首先，领袖本身可以智力高强，但是鉴于群体的素质低下，他为了获得信众的支持，也不能有太多的怀疑精神，这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ot;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

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ot;这里所蕴含的潜台词是，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的逻辑成分，在超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外，他也不具备多少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而这正是一些别有所图的个人或集团赢得群众信任一个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