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这个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以及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和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不过是其中的一本而已。

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病病的研究），这是个可圈可点的巧合。

两本书的同时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造成强调人类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完全有可能几乎同时出现。

也许有人会否定这种说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每个时代都会自以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毕竟没有说明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了人心。

回顾19世纪50年代，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那个两人文学小组，他们从未满足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一起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受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在他们看来‐‐粗野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这项任务称为&ot;社会革命&ot;，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ot;加瓦尔尼&ot;、勒南，以及龚古尔兄弟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全都对眼前的&ot;道德卫生状况&ot;忧心忡忡，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疑虑。

他们的预言在许多方面都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

例如泰钢就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表现得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

关于群众行将发生的统治，还有着比这些模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它们足以说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本存在过。

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述过一样。

大凡是两三个人几乎同时得出了相同的思想，经常会出现谁是思想先驱的争执。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解释了勒庞为什么一再别有用心地重复他15年前就群体的&ot;模仿&ot;和&ot;感情传染&ot;问题说过的话。

他与西盖勒不断进行着或是公开‐‐这是勒庞的典型风格‐‐或是指桑骂槐的争吵，后者在自己的（宗派心理动中直率而愤怒地自称先驱，并说勒庞的《乌合之众》&ot;大部分显然都是在抄袭我的著作&ot;；在（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时兴起，抱怨勒庞&ot;在讨论群体心理时利用了我的观点，却对我只字不提&ot;，又说，&039;哦一点也没有正话反说的意思，我认为采用我的观点却不提我的名字，再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ot;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怀疑&ot;。

我们当然没有兴趣为这些一度颇为激昂的优先机声明做出宣判，这种事后的判决，是那些有知识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专家的事情。

在西盖勒和勒庞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塔尔德之间的争吵，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许多人同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并且至少部分地相互独立存在，这证明了这些思想几乎必然出现，因为文化遗产中已经为它积累起了知识前提，还因为受着社会引导的兴趣，已经把思想家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能够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

有相当严格的证据，而不是道听途说，可以使我们认为，勒庞的著作部分地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氛围。

回忆一下17世纪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吧，在20世纪怀特海使它复活之前，它一直默默无闻。

形成一种舆论气氛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趣味，这并非出于偶然。

这种气氛所以能够普及，是因为深层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是因为这个结构由于各种压力和紧张关系已在咯咯作响，或是因为严重的震荡和变化使一些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义，或使一些与当前无关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

（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因为并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严格地受社会结构的决定，还因为同律的结构压力对该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

）一般而言，思想的创造性以及这种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