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传播，如果作者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人可以对正确成分和胡言乱语进行鉴别，便很易于变成勒庞思想的传播。

区分错误思想和创造性思想的标准，在社会思想的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当然就是看那些能够站住脚的、大体（但不肯定）正确的思想占了多大比例。

就此而言勒庞似乎取得了相当高的打击率，这也可以解释此书为何有持久的影响。

有时，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打击不着边际，而他却自以为赢了比赛。

不过在社会哲学家的竞赛中，他的确不时得分，并能在关键时刻来上一个全垒打。

把勒庞同时说成是一项知识竞技中的英雄和一位社会学先知，也许会铸成新的错误：混乱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恋时代错置的行为（棒球毕竟不是勒庞那个世界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混乱的形象是可以捍卫的。

勒庞接触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于其中的每个问题他都想一试身手，最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社会学断言，使他的后继者能够在这些难题上做得比勒庞本人更好。

此外，在勒庞的后继者中间，一些研究人类群体行为的人，也曾独立采用过这个有关体育和科学的不雅的比喻。

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哲学家奥尔特加一加塞特都曾分别这样做过，对于对手类似的犯规表现，他们都是完全无辜的。

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研究的语言》一书中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上竞赛记录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并不是人类竞技能力发生了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进化，而是因为对这种能力的训练在过去不断地有所改进。

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现有了改进，但他们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前辈更好。

在（群众的反叛》（therevolofasses）‐‐一本通过学习勒庞而改进了勒庞的书‐‐中，奥尔特加对体育记录的不断提高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且指出科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大概除了艺术和道德之外，现实很符合这种一度过时的&ot;进步&ot;观，按其严格的定义，它是指不断积累的知识以及有益的思想与行为能力的提高。

因此可以说，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观点，一直被另一些头脑所改进，他们的能力未必高于勒庞，有时甚至还不如他，而是得益于后来者的地位。

在有些读者看来，勒庞的思想颇有先见之明。

当他如先知般写道&ot;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ot;时，他所谓群众进入了历史，是指他们过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意见已开始发挥作用，后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都曾对这一观点做出更深入的阐述。

勒庞另一项颇有道理的预见是，他把群体中人描述为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他的笔下，与过去的社会相比，（勒庞认为）群众人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围的人的判断和爱好，他这一观点不可能不让人想到今天人们对所谓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认，勒庞预见到了我们这个群众运动的时代，并且描述了这些运动的若干特点，其方法已被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所继承并做了重要的发展。

勒庞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他认识到群体的日益重要性，这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人，他们关注着同样的社会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同处一地、有组织的群体一样的心理行为。

勒庞当然不能预见到广播电视这类影响巨大的新大众媒体（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不过他确实注意到了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所有这些&ot;见识&ot;都表明，一种观点，如果它指出了人类社会行为中一再出现的某些方面，那么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够把握未来事件的某些方面。

这并非因为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勒庞是个先知。

先知是指那些自称能够预测具体事件的人，即使做不到万无一失，也能预见到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