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名望的领袖。

不过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

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

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一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

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

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

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也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

大体上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不过，在无数的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人之见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

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

组成群体的人没了头头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

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

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路易&iddot;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iddot;雨果登上了讲台。

他无功而返。

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次阿说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博得多少掌声。

&ot;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ot;，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ot;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

&ot;基内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

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

它所留。

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

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

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

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

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片为人知。

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