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

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只看这些演说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

教学法式的常识和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

没有思想，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也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

只有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

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人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ot;唉！

&ot;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肉跳。

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

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

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时，如果他只有论证，他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

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

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曾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紧谢各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

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

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

他一厢情愿地开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真理。

他一开口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这么不留意他的发言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

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他加重语气，做出各种手势。

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

于是他又停了下来。

最后，因为担。

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ot;闭嘴！

&ot;便又开始说起来。

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极度兴奋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什么两样，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爱走极端的特点。

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失。

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了议会能够多么严重地丧失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

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个巨大的牺牲。

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

议会成员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便使自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而他们却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虽然他们很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这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