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

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第一个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

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似乎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

虽然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

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迟疑不决。

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

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危险‐‐议会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

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总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眼光短浅，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

赫伯特&iddot;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

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大体上全是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必然会大大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

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

各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

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

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

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

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