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此为止，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ldo;两个凡是&rdo;论的外围战，那么对&ldo;两个凡是&rdo;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ldo;真理标准&rdo;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ldo;两个凡是&rdo;不符合马列主义。

4月10日。

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ldo;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rdo;。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人研究这一课题。

胡耀邦明确提出研究&ldo;文化大革命&rdo;并非自此刻始。

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ldo;文化大革命&rdo;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ldo;四人帮&rdo;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ldo;把被&lso;四人帮&rso;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rdo;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ldo;文化大革命&rdo;，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胡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批评&ldo;风派人物&rdo;的文章。

文章说这种人&ldo;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lso;小道消息&rso;为准，以某些&lso;权威&rso;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rdo;。

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查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

他说：&ldo;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lso;论&rso;啊?&rdo;&ldo;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rdo;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胡耀邦的讲话。

他说：&ldo;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rdo;

就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

胡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胡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ldo;，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ldo;十年内乱&rdo;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ldo;四&iddot;五&rdo;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

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

在讨论中，发生了一些争论。

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ldo;九大&rdo;、&ldo;十大&rdo;、&ldo;十一大&rdo;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ldo;文化大革命&rdo;，明显地倾向于&ldo;两个凡是&rdo;。

一、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

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人交谈，&lso;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