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立达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师、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陶载良、陈望道诸先生外，还有方光涛、陶元庆、夏衍、许杰、夏承法、裘梦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认识的黄涵秋先生等等。

由于爸爸1924所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使上海《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着了迷，后来《文学周报》为他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画册。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译作《苦闷的象征》问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乐理论书《音乐的常识》;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术理论书《西洋美术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

就这样，一个文艺全才渐渐地脱颖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后，我家曾迁居嘉兴，住在杨柳湾金明寺弄4号。

关于这一段时期，我将在后面另设一节补叙。

爸爸虽住嘉兴，也常去上海立达学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校舍被毁，必须修缮。

到秋天才能复课。

那段时期，爸爸可能回石门了。

石门的老屋惇德堂一直为她的游子张开亲切的怀抱。

不过这时已多了另一处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后面，隔一条煤沙弄。

平屋的那块土地，据说是我祖母手里买下的。

这块地上原有三开间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

据我妈妈回忆，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来，办喜酒时有两张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里去。

后来，1925年以后，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缮，就开始住人了。

应该说，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缘缘堂，而是平屋;不过那是祖业，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为什么，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达复校的校务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暂住。

法租界的租金当然很贵，我们只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楼，住了一两个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来搬去时，我还没出生或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在雷米坊时，我却留下一个回忆：那时我老是坐在楼梯转角处旋铜板。

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经过楼梯转角处，总是俯身说一句：&ldo;一吟，你又在旋铜板了?&rdo;那时我们能有什么玩具呢!一枚铜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离开雷米坊后，爸爸把家人送回石门，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义里校舍中（后来家人也去住过）。

在这12年内，爸爸除了专科师范、春晖、立达以外，还在别的地方供职：上海城东女学，前述的上海中国公学，还有宁波的第四中学和育德小学，上海大学、上海的澄衷中学、复旦实验中学、复旦大学、开明书店，松江女子中学等等。

在开明书店，除了叶圣陶、方光涛、钱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徐调孚、贾祖璋、顾均正、傅彬然、卢芷芬、周振甫、宋云彬、王伯祥、顾惠民、赵景深、唐锡光、宋易、金仲华、范寿康、范洗人、张沛霖、索非、章克标、章锡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统照、钟达轩、丁晓先、郭绍虞、胡伯垦、王知伊、朱达君、莫志恒等等，还有当过开明董事长的邵力子。

以上我几次都列举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模样就活龙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