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武帝推行的税收改革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

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ldo;算缗&rdo;。

根据颁布的&ldo;算缗令&rdo;，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ldo;市籍&rdo;，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

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ldo;算缗令&rdo;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ldo;富豪皆争匿财&rdo;的景象。

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的&ldo;告缗令&rdo;，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ldo;告缗令&rdo;相当于发动了一场&ldo;挑动群众告发群众&rdo;的&ldo;人民内部斗争&rdo;，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

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ldo;告缗令&rdo;，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

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ldo;腹诽&rdo;的罪名被处死。

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ldo;告缗令&rdo;。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ldo;告缗遍天下&rdo;，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变法造就第一个&ldo;半亿帝国&rdo;

汉武帝的整体配套改革，始于公元前121年，终于他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7年，前后约三十四年。

在国史上，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ldo;若是以业绩的持久性为衡量标准，汉朝创立者算得上是所有大一统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

&rdo;55汤因比所提及的&ldo;汉朝创立者&rdo;为刘邦，而事实上，真正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持久延续的无疑是刘彻。

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刘彻同时的另外一个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前102‐前44年）。

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了&ldo;独裁者时代&rdo;。

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这也是地球上的第一个&ldo;半亿帝国&rdo;，他的集权变法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ldo;强汉&rdo;之谓由此而生。

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试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

从史书的记载可见，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ldo;国库为之一饱&rdo;，即其改革的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时间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集权政策都出台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

这些增收实施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之后，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在经济上大大地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

在这次改革中，通过国营企业体制&ldo;集中力量办大事&rdo;的特征也已然呈现。

以盐铁为例，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汉代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