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白寿彝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宣武帝时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518‐520年）又归国有，&ldo;其后，更罢更立&rdo;，数次反复。

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衍续隋制，达一百多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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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

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ldo;均贫富&rdo;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

86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ldo;夺富济贫&rdo;，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ldo;盐铁之利甚益国用&rdo;，于是设立机构，&ldo;检校海内盐铁之课&rdo;，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十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ldo;无须巡检&rdo;，再度放还民间。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钱穆尝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

87此论只合适明清，从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ldo;巨型城市&rdo;，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

欧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则与工业革命有关。

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一直处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中。

根据赵冈的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159，西汉时为175，唐时为208，这一数据已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相当。

中华早期文明的发达与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有关。

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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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首都长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万）。

89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ldo;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

&rdo;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

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ldo;令市&rdo;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ldo;草市&rdo;。

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

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ldo;东西&rdo;一词由此而来。

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ldo;井&rdo;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

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

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ldo;日中而聚，日落而散&rdo;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