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ldo;世界时间&rdo;里的变法

根据布罗代尔的&ldo;世界时间&rdo;概念，我们可以说，在12世纪之前，&ldo;世界时间&rdo;的钟摆是在东方，在中国的‐‐在洛阳，在长安，在汴梁，在泉州。

然而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摆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后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最后又到了北美洲。

&ldo;王安石变法&rdo;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造成&ldo;世界时间&rdo;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经济和文化制度。

欧洲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就进入了漫长的&ldo;黑暗中世纪&rdo;，9世纪爆发黑死病和大饥荒，其文明水平和经济能力与东方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当汴梁、临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时，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

不过到了11世纪，欧洲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ldo;自由城市&rdo;的诞生。

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ldo;自由民&rdo;，因而有谚语说：&ldo;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rdo;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权利，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在比萨成为&ldo;自由城市&rdo;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这里，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

到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

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发生在王安石年代的这两个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

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

在欧洲所出现的&ldo;自由民&rdo;、&ldo;自治城市&rdo;、&ldo;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rdo;、&ldo;对君主权力的限制&rdo;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

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ldo;世界时间&rdo;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解读&ldo;王安石变法&rdo;，当有新的体味。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

118而这五百年里，世间物换星移，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走出中世纪，接着是&ldo;地理大发现&rdo;，然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以&ldo;三权分立&rdo;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