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加上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ldo;超稳定结构&rdo;便形成了。

在这个意义上，&ldo;男耕女织&rdo;确乎是一个中国式的&ldo;唯美主义的诅咒&rdo;。

对&ldo;自转惯性&rdo;的预警

讲解至此，我们要对中国的&ldo;自转惯性&rdo;提出一个历史性的预警。

在人类社会的大家庭中，一个国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有与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转，也有与自身条件相符合的自转。

在所有的文明体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经济的原因，中国也许是自转条件最好、自转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

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碰巧，到了14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ldo;自转的小宇宙&rdo;。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ldo;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rdo;。

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

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ldo;耕&rdo;和&ldo;织&rdo;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对大一统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阐述，在他看来，&ldo;他们常常对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漠不关心或者干脆采取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技术变革都会威胁经济的稳定，因而也会威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是统一国家的奠基人好不容易才确立起来的&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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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ldo;大陆孤立主义&rdo;，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

14世纪至15世纪的那场&ldo;棉花革命&rdo;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代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

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ldo;世界公转&rdo;无关的、&ldo;自转&rdo;的帝国。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301年（元朝大德四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0&ldo;国际元&rdo;，此后增长全面停滞，一直到1701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400年中，增长率为零。

而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576&ldo;国际元&rdo;增加到了924&ldo;国际元&rdo;。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ldo;工业革命&rdo;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自宋代的&ldo;王安石变法&rdo;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ldo;男耕女织&rdo;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

社会组织一旦被&ldo;平铺&rdo;，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清两代看来是成功的。

黄仁宇论述道：&ldo;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

……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

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

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