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的实施成效非常显著，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猛增200，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在全国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比上年只增加2。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

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ldo;变异&rdo;，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

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ldo;回避&rdo;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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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2004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约占45，但财政支出却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

在教育事业费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税权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

省里上收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而地市一级就上收县乡财政税收，其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要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由于&ldo;支出责任&rdo;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ldo;企业&rdo;去赚钱。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ldo;项目建设&rdo;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ldo;驻京办&rdo;，出现了所谓&ldo;跑部钱进&rdo;的恶劣局面。

地方一&ldo;跑部&rdo;，中央的权威当然就至高无上了。

这两个问题，直白地说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

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指出，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ldo;统率性规则&rdo;。

188基于联邦政体的分税制在中央集权政体的中国发生&ldo;变异&rdo;，正是这一规则的生动体现。

1998年的&ldo;三驾马车&rdo;

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

在全国&ldo;两会&rdo;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慷慨发言，宣称：&ldo;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do;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为日后的中国经济打造出了&ldo;三驾马车&rdo;。

从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ldo;亚洲金融危机&rdo;，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及韩国的资本市场相继失守，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

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和地区，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ldo;结构性过剩&rdo;的现象。

朱镕基曾在会议上承认，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ldo;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rdo;。

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时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找到了新工作。

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数千人，经济损失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