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董天运和李满林一样，山西的“燕子帮”

、广东的“龙兴社”

等黑恶势力的初期原始运作，无不是通过疯狂违法犯罪，称霸一方的方式聚敛财富。

他们的思路是，敛财、招人，然后继续聚敛更大的财富。

但是，随着我国打击黑恶势力力度的加大，这些黑恶势力的“掌门人”

感觉到“上面没人事难办”

的“困境”

。

于是，在他们聚敛了大批财富之后，向党政机关寻求“保护伞”

，便成为他们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寻求“保护伞”

在感觉到“危机”

后，黑老大们开始寻求上层路线，用“财色”

打通上层官员，为自己在所在区域内树立起更多的“保护伞”

，以方便其实施犯罪企图。

仅用了10年时间就从一文不名的小混混变成福州市首富、黑老大的陈凯，数年间，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令其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其中厅级6人、处级17人、科级12人。

令陈凯犯罪路上一直顺风顺水的35顶“铁杆保护伞”

，个个都是“实权派”

：包括原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方长明、市公安局局长徐聪荣等。

另外陈凯还刻意拉拢公检法机关要害部门关键人员，包括福建省公安厅治安巡警总队政委周刚、福州市中院副院长王余汉、鼓楼区法院院长刘瑞广、市公安局副局长吴玉霖、治安支队副支队长于锋、前后两任的温泉派出所所长等。

自1994年3月起，陈凯先是靠着“保护伞”

们的庇护垄断了福州市赌博机业，通过经营赌博机赚来的钱进而涉及经营酒店、桑拿、游戏机厅、迪吧、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

慢慢聚集了大量钱财，犯罪所得分别达人民币1209万余元和15亿余元。

“保护伞”

成了陈凯最有力的工具。

而刘涌的手段也大同小异。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子刘涌恶行累累，身上却笼罩着一道道眩目的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致公党沈阳支部副主任委员、嘉阳集团董事长。

刘涌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