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就算黄帝君临天下的时候，也有蚩尤作乱；就算尧帝为君的时候，也有丛枝、宗、脍、胥敖作乱（这也是《庄子》讲过的故事）。

黄帝和尧帝可都不是好事之徒，但国还是要伐，兵还是要用，显然不可能真的以虚静之道治理天下。

庄子想以虚静之道拯救乱世之患，却根本做不到，也就只好独立于寥廓之野，以求全身保命、悠然自得罢了，他那套想法哪可能施之于天下呢。

“但《庄子》这部书在后世确实大大的流行过。

晋人从《庄子》发展出轰轰烈烈的玄学，但这于应对北方胡羯势力迫在眉睫的威胁一点用处都没有；唐代把本属子书的《庄子》尊为经书，经书本该有经世治国之用，但它对安史之乱可有丝毫正面的贡献么？要说这部书的价值么，也就是帮君王清一清淫侈之心，帮小人物们看淡一些利益之争罢了。

“但《庄子》这书文采奇绝，所以才使郭君爱玩不已，于是编撰了这部《庄子集释》，费了许多的笔墨。

假如庄子本人看到这部书，一定会说‘这都是我的糟粕’吧。

尽管如此，若没有了这些糟粕，又怎能让我们欣赏到古人的文章之美呢？郭君这部书当属副墨之子，读者们则要算是洛诵之孙了。

（“副墨之子”

和“洛诵之孙”

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边的比喻，副墨指文字，洛诵指诵读，大意是说“道”

的传授经过了很多个层次的信息减损，最后有人吟咏诵读之，又有人把吟咏诵读的内容笔之于文字，所以文字所表述的“道”

距离真正的那个“道”

已经很远很远了。

王先谦这里部分地只从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两个比喻之辞，《庄子》原文里的洛诵之孙排在副墨之子之前。

）”

王先谦就这样感时伤世了一番，把庄子狠狠地讥讽了一番，把郭庆藩这部新书的价值温和地贬低了一番，然后全文结束，落款是：“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冬十二月，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

——只要略略熟悉近代史的读者就能够从这个落款当中一下子看到问题，不错，“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

，这就是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公元1894年。

王先谦序言开头所谓的“东夷之乱”

，说的就是日本发动的一连串的战争。

觉察了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王先谦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反常的序言了。

在光绪二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这世界实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天翻地覆、最跌宕人心的剧变，就连两千年来绵延传承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都要为之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