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过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这部《庄子集解》就是王先谦的书局出版的，事情还不仅如此，看看书的作者，赫然就是王先谦本人。

我们不由得要问：他这是怎么了？

这样一部书，想来王先谦自己既不可能去写，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统管的书局去出。

单从后者的角度来讲，王先谦搞书局并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他有一个很宏伟的志向，就是把历朝的圣谕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广为刊发，也好扭转这败坏了多年的世道人心。

这样说来，《庄子》的相关著述显然不符合这个比大清政府还要主旋律的经营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谦是怎么想的，我们翻翻《庄子集解》的序言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王先谦这部书（很明智地）没有委托别人作序，而是写了一篇自序，情绪和态度与从前已是大大不同。

这篇序言大意是说：“古时候的那些著书之人难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隐居不成，我看庄子虽然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他的确不把富贵放在心上，但毕竟也会出门借米，也会上朝谒见国君，看来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救世之心的。

传言庄子会取代惠施的相位，于是惠施在国中连续三日大索庄子，这两位毕竟是同声相应的老朋友呢。

惠施之所以会是这个态度，想来庄子并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那样完全回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何况庄子自己也说过：‘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出来做事；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命全生’，又说他自己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既非有用，也非无用）。

庄子所谓的不材，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没用的人来保全性命；所谓的材，是用文字来彰显自己的思想。

“但是老子说过：‘漂亮的话不可靠，可靠的话不漂亮’，庄子的文章就属于漂亮的，而且连他自己都说自己的话不可靠。

所以他才一会儿说马鞭子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罪恶，一会儿自己却拿着马鞭子敲打骷髅；一方面追慕上古那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一方面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论以修心，这哪里是要为后世立言的态度呢，只不过是愤世嫉俗罢了。

庄子刺暴主，愤浊世，批评仁义，齐同是非，这是因为在那个残暴与虚伪丛生的世界里，仁义只是强盗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他的心志已伤，所以言辞才会过激。

如果让他生在好时候的话，他一定会好好出来做事的。

但遗憾的是，后世的读书人追慕庄子的言论却不考虑这些特定的背景。

这不是庄子的错，而是那些后人的错。

“我治《庄子》也算有些年头了，体会全书的要领，无非是“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罢了。

我曾以这句话作为养生的原则，这也的确对我有些益处。

这样说来，庄子也算是我的老师了。

……”

以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先谦，先前那些感时伤世的激愤突然没了踪影，眼下仿佛只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树下一张古旧的摇椅上，眯着眼睛向小辈们拉着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