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们理解《庄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常识么），还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如果非要以心灵鸡汤的原则统摄一切，《庄子》里边大段大段这类的内容就只能要么被曲解，要么被无视——人生导师们恰恰是这么做的，他们擅长秀出一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神色，融化我们那一颗颗或许并不比他们更加浮躁而多愁善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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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宣统元年，也就是王先谦刊印《庄子集解》的那一年。

那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庄子集解》也不知道销路如何。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让人顾不上关心了，因为年关一过，大事件便接踵而来。

宣统二年（1910），刚刚年初，执掌帝国大权的摄政王载沣就遭遇了一次未遂的刺杀。

刺客是英勇的革命党人，在被捕入狱之后，其中一名最耀眼的青年才俊写下了这样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绝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寥寥20个字，20个如此年轻的字，不知道会给那位近来已经“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的恬淡老人带来多大的震撼呢？

虽然国家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但在王先谦的心情里已经没有多少忧国忧民的余地了，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一场劫难。

这一年里，就在王先谦的家乡长沙，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抢米风潮”

，在饥民暴动的冲击下，米仓被抢，巡抚衙门被烧，教堂、洋行、领事馆被毁，无计可施的巡抚大人只好托病请辞。

但地方不可一日无主，乱局亟需干员主持，当地士绅们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湖广总督发出电函，指名道姓地要更换新的巡抚。

在这封电函的落款里边，第一眼就能看到王先谦的名字。

这件事让朝廷很恼火，认为乡绅们在抢米风潮里不但为暴民推波助澜，居然还胆敢归咎于巡抚大人，电请更换朝廷要员，实在不识大体。

于是，作为当地的名宿，也作为“劣绅”

的头子和电函的主要签字者，王先谦受到了严厉处罚，降五级调用。

陡逢大变之下，喜怒哀乐终于又入回了胸次，王先谦鸣冤上诉，竭力剖白，百般辩解。

这倒不是胡搅蛮缠，至少在电函这件事上他真是冤枉的。

长沙士绅集会的那天，王先谦其实连家门都没出，但他实在太有名望了，作为当地士绅众望所归的代表，他的名字就这么被老朋友毫无恶意地签在了电函的落款上。

看来王先谦治《庄子》实在很没眼力，挑出那句“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有什么用呢，如果他有先见之明的话，该挑的其实该是最受朱熹批判的那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