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世界级的思想家身上并不鲜见，比如罗素就曾以一贯刻薄的口气这样评论叔本华说：“假若我们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不是真诚的。

他素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

……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在其它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

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

（《西方哲学史》下册，p309-310）而王国维，这位叔本华在中国最著名的私淑弟子，虽然多次论述自杀之于生活境界而言极不可取，自己却终于选择了这个极不可取的归宿。

那么，到底该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标杆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还是认为他们只是看得破却做不到罢了，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做判断的支撑。

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庄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找不出更多的证据了。

至此反观颜世安先生的那番推断，实在很有典型意义。

学者们常常出于个人的喜爱之情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在偶然甚至被迫的情况下选择了研究对象之后，也会因为认知失谐的作用而对后者萌生了喜爱之情，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他们往往会“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自己的研究对象”

（反用鲁迅先生的名言）。

尤其对于本国的历史，当我们怀着钱穆先生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

的时候，要小心不可把客观性牺牲得太多。

i钱穆《庄周生卒考》引过黄震的这段话，但于“未必有礼聘岩穴之事”

一句漏掉了很要紧的“岩穴”

二字，所以一度让我很费解，后来看到四库本《黄氏日抄》原文才算解疑释惑。

钱穆对黄震的引用在各种有关庄子的著述当中常被转引，所以这点疏漏绵延很广。

ii《起死》收录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是根据《庄子·外篇·至乐》里庄子敲打骷髅的故事敷衍而来的，写能言善辩的庄子在一个粗人面前有理说不清的窘态。

鲁迅对庄子很有恶感，视之为腐蚀国民精神的思想毒素。

---分割线（tianya200）---

2

如何理解庄子的思想是我们的事，而选择哪一种生活则是庄子自己的事。

既有富贵的能力，也有富贵的机会，却偏偏选择了贫穷，常人虽然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没有伤害到谁。

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生活难道不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