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本传说庄子著书十几万字，而我们看到的《庄子》还不足7万字；《汉书·艺文志》说《庄子》共52篇，而我们看到的只有33篇，即内7篇、外15篇，杂11篇，这个三部曲式的划分是郭象做的，但很可能是从俗为之。

消失的那些篇章与文字一般认为也是被郭象删掉的，现在已经恢复不了多少了。

郭象的理由是什么呢？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52篇本的《庄子》有很多荒诞的内容，有像《山海经》的，有像占梦书的，所以注释者们常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作删订，只有《庄子》内篇各家的注本都一样。

在所有的注本当中，以郭象所注最合《庄子》的本旨，所以才被世人所重。

被世人所重的结果就是：最终只有郭象的删定本流传了下来，其他版本一概散佚无存。

陆德明所谓《山海经》、占梦书云云，应当就是郭象的原话，出处就是郭象为自己的《庄子注》所作的跋语。

这篇跋语在中国已经失传，后来是在日本发现的，抄录于镰仓幕府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元代）的高山寺古抄本《庄子》的末尾。

郭象在这篇跋语中理直气壮地谈到：庄子闳才命世，有许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而有些低水平的人领会不了庄子的境界，妄自增窜庄子的文章，搞出不少貌似深刻实则鄙俗的文字，足足占了全书的三成，这只能给后来的学人增添烦恼，所以我才把它们都删了。

现代学者一定很想告诉郭象：你觉得哪些段落不好，标注出来也就是了，哪能自作主张都删掉呢！

——这正反应了古今治学的一大差异，正像上文讲到的，现代学术更加重视求真，古代学术更讲究经世治国的实用性。

所以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古人的至理名言要了解，荒谬之见也一样要了解，这才能串起思想史的脉络，而对于郭象来说，没用的学问当然不必要存在，留着它们只能给后人添乱。

不过，即便按照郭象自己提出的标准，以今天的《庄子》本文和佚文来看，恐怕既有不少当删而未删的，也有不当删而被删的。

所以，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清朝对图书的禁毁和删改就怒不可遏，殊不知这般的主张与行动不但古已有之，而且绵延不绝，既有政府行为，也有个人行为，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罢了。

而且汉人删汉人的书，这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看来还算能够接受。

既然古人长久以来都秉持着实用性的导向，那么在他们的观念里，删删改改实在算不上多大的罪过，何况《庄子》或许也没必要写得那么长——明代学者王世贞针对《庄子》说过，著述不宜篇幅太长，十几万字的一部书，其要旨也不过几百字罢了，若一定要写那么多，只能使人厌烦。

（《读庄子一》，《读书后》卷1）

但另一方面，删订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虽然汉人见过的52篇本《庄子》已经失传，但学者们总会想尽办法去寻找维纳斯的断臂。

南宋王应麟从《后汉书》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搜集了《庄子》佚文39条（《困学纪闻》卷10），近人有马叙伦、王叔岷做了更加细致的工作，尤以后者辑录佚文178条，其中既有《山海经》、占梦书一类的话，也有“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

这样很有庄子之风的至理名言，还有一些很鸡汤的小故事。

其中有一则小故事一定会成为当今鸡汤主义者的最爱，是说魏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不难过。

相国非常不解：“您对儿子的爱堪称天下第一，但如今儿子死了，您却一点都不难过，这是为什么呢？”

东门吴说：“以前我没有儿子的时候没觉得难过，如今儿子死了，岂不是和当初没儿子的时候一样么，我有什么可难过的！”

所以说读《庄子》可以使人安心，不要说通读全篇，单单这一个疑似佚文的小故事就足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难题了：如果连这等丧子之痛也能无动于衷的话，天下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困扰你的心呢？

当然，要修炼到这般境界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要说我等草民百姓，就算在《庄子》风靡一时的晋代，就算是谈玄论道的名士，也往往到不了这个火候。

“竹林七贤”

之一的王戎恰逢丧子，悲痛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

山简见状而安慰道：“不过死个小孩子，何至于伤心成这样的！”

王戎说：“圣人能够忘情，下等人没有感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山简认为这话很在理，便也跟着悲伤起来。

（《世说新语·伤逝》）

王戎的“情之所钟”

在后世很得人心，毕竟庄子的境界太超凡脱俗了。

譬如明人王世贞，爱庄子，负狂名，但对庄子再深的体会也抵不住一生至亲好友接二连三的生离死别，于悼念亡子之时只能感叹“忘情岂我辈，分已愧庄周”

。

（《悼亡儿果祥诗》之十）

这到底要怪《庄子》不管用，还是要怪他们学《庄子》没学好呢？北齐颜之推评论那些魏晋清谈的名士们，说何晏因为贪恋权势而死于党争，王弼恃才傲物，招人怨恨；山涛因为贪财而饱受物议，夏侯玄受了名声的牵累而招致杀身之祸，荀粲因为丧妻而哀恸致死，王衍因为丧子而悲不自胜，嵇康因为特立独行而丢了性命，郭象借着声誉而追逐权力，阮籍纵酒放浪，谢鲲因为家僮贪污而丢官，这兖兖诸公都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道家领袖，有哪一位真的按照老庄的教诲去做了呢？（《颜氏家训·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