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共同认可的大前提，还要有共同认可的逻辑规范。

如果连逻辑都不一样，辩论确实就没法进行了，是非对错也就确实分不出来了。

共同的逻辑是一切辩论的基础，尽管逻辑能力是人的先天能力，但对逻辑的掌握程度显然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越是需要经常辩论的人越会发觉共同逻辑标准的重要性，于是墨家专门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逻辑学，印度佛教也发展出了一套常人视之为畏途的因明学，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西方第一个形式逻辑系统。

尤其是墨家，显然不会赞同庄子这种无是无非的态度。

墨家举了一个例子：一只动物，甲说是牛，乙说不是牛，矛盾命题不能同真，所以（即便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能判断）两个命题至少有一个是错的。

（《墨子·经上》）

但是，庄子显然不会把这些解决方案放在眼里，他的大前提与众不同，逻辑规范也常常与旁人迥异。

他自己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认为这样就可以“寓诸无竟”

。

也就是说，是非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则必有反面，有反面也必有正面，你要么站在正面，要么站在反面；或者像是一根棍子，有此端则必有彼端，有彼端则必有此端，你要么拿着此端，要么拿着彼端；而对庄子来说，一切问题都散落在一个车轮上，而他自己恰恰站在车轴的位置，车轮不管怎么转，不管走到哪儿，庄子永远都在车轴上安然应对周围的一切，这里没有正反，也没有彼此。

这道理说起来玄而又玄，我们还是找两个问题来代入一下的好。

先问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岳飞和秦桧谁好谁坏？

庄子式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谈不上谁好谁坏，岳飞精忠报国而死，秦桧卖国求荣而死，从残生害性的角度看，两个人都是一样的。

岳飞有岳飞的价值观，秦桧有秦桧的价值观，谁的价值观才是标准的价值观呢，谁又有资格来做出裁定呢？请韩世忠来裁定吗？他肯定站在岳飞一边。

请宋高宗来裁定吗？他肯定站在秦桧一边……

所以儒家对庄子的这般论调深恶痛绝，譬如王夫之，讲老聃、杨朱、庄周倡其首，王衍、谢鲲和其后，说什么名义皆前识，是非一天籁，于是君可弑，国可亡，民可涂炭，一切都不影响我的悠然自得，这种思想比洪水猛兽更可怕。

南齐年间，萧鸾弑杀国君（郁林王），当时吏部尚书谢瀹正在和客人下围棋，听到消息之后无动于衷，一局棋终了就回屋睡觉了。

大匠卿虞悰只偷偷发了两句感慨，国子祭酒江斅假装呕吐不去上朝，还有侍中谢朏，请求外放为地方官，到任之后寄了几斛酒给弟弟谢瀹，附信说“多喝酒吧，莫问世事”

。

这些朝廷大臣把国君被弑全然不当回事，道德感彻底沦丧了，而推究祸始，这就是因为信了老聃、杨朱、庄子、列子这些人所谓“守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