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ldo;异教王&rdo;，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ldo;发展入教&rdo;。

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ldo;天堂&rdo;不感兴趣。

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

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ldo;教&rdo;，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

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ldo;天&rdo;，&ldo;天&rdo;应该是&ldo;天主&rdo;，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ldo;无所不在的上帝&rdo;，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

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

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ldo;遵纪守法&rdo;&ldo;表扬&rdo;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

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ldo;天&rdo;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

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

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

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

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

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

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

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

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

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

（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