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

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

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

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

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

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4）那么玄妙）罢了！

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

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

。

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

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

，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

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5）里面；但是“象牙之塔”

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

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

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

北京有一班文人（6），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

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

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

“开口”

就是有他们的下场。

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

挪威有一文学家（7），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

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