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及国画艺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说起一代宗师齐白石。

&ldo;文革&rdo;期间，这位画艺超凡脱俗的画坛巨擘，已被污浆浊水泼溅得不成样子。

特别是有文化革命旗手之称的江青对齐大张挞伐后，人们更对公允评价齐白石噤若寒蝉。

然而出于艺术家的良知，对艺术的真诚，以及当时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吴、李两人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齐白石的变革精神和严谨的画风在国画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对齐朴实、正义的人格美德，表示了赞许。

通过吴、李的交谈，赵浩生才知道外间流传的许多对齐白石的毁誉之辞是污蔑不实的，但吴、李当时并没告诉他，这些多是由江青散布的。

作为一个正直的多年从事新闻的人，赵浩生感到有责任以他掌握的真实事实，通过传媒正视听。

接着，两位画家又忘情地谈论起各自的艺术观点，由他们各自的经历、休养、艺术思想的变异，到艺术的差别与个性；现实的真、美同艺术的真、美……所言无不与当时盛行的单调而贫瘠的江氏文艺定律大异其趣。

还沉浸在重返大陆喜悦中的赵浩生，显然对稍显宽松气氛背后的险恶顾忌不足，他毫无顾忌地将自人为是精彩纷呈的谈话变为文字，刊诸海外报章。

这些文字，引来不少人的惊喜，却也招致一部分人的恼怒。

&ldo;没想到我在一不留神之间，成了后来&lso;黑画事件&rso;的肇事者之一。

&rdo;赵先生在讲述罢难忘的采访时说道。

赵浩生为何这样说呢？原来从1972年始，中国的外交战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外事往来渐趋频繁。

北京饭店新楼就是在此北京下兴建的，周恩来即以外交需要为名，将一些指明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从下放地调回北京，提供较为安定的环境，让他们挥毫泼墨。

一批人们久违了的山水风光花鸟新画作，被装点布置在外宾下榻、活动的场所。

这不禁使一批中断创作的艺术巨匠重新拿起了笔，使肃杀的文苑，绽露了几点红绿，还为更多的文化人复出，埋下伏笔。

曾经是&ldo;文革&rdo;首当其冲的人物，在国务院宾馆的掩护下，重新开始艺术创作，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敌视，姚文元阴阳怪气地说：&ldo;有人又在搞花鸟鱼虫了。

&rdo;可犹豫周恩来的声望和拓展外交的形势，未能随即掀起风浪。

当赵浩生的文章发表，他们感到抓到了把柄。

说吴、李同赵浩生的谈话，是为齐白石、为&ldo;文艺黑线&rdo;翻案，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还将当时黄永玉的《猫头鹰》、宗其香的《虎》、黄胄的《毛驴》、李可染的《山水》、李苦禅的《残荷》穿凿附会，指称其间发泄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并引出&ldo;他们为什么能到国务院宾馆作画&rdo;的质问，把火烧向周恩来，此即耸动一时的&ldo;黑画事件&rdo;。

&ldo;这件事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警告我说：你的文章得罪了大陆的某些重要人物啦。

我琢磨了好久，还不知此话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