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收获更大的，还是那14位第一次踏如中国领土的美国教授。

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太陌生、太神秘了，以致当尼克松秘密访华时，美国人称之为实施了一次&ldo;登月计划&rdo;。

当他们的亲身感受与习惯了的宣传大异其趣时，更勾起了对这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浓厚兴趣。

一位美术史教授，被西安半坡村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吸引，舍弃了其他参观，独自在那里逗留了一个下午；在延安，教授们对将陕北黄土高原营造成丰产梯田啧啧称奇；一位女教授，与女翻译聊到兴奋处，搂在一起大笑时，突然想到曾于传媒上看到&ldo;革命女同志&rdo;是&ldo;铁面无情、不苟言笑&rdo;的宣传，又忆起有些旅行社&ldo;访华须知&rdo;关于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场合有亲热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身体的特别警告，笑得更欢了。

教授们返回美国后，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报告，并乐此不疲地开演讲会、写文章，向美国民众揭示以往被竹幕遮蔽着的真实的中国。

当赵浩生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是否从旅行引起的&ldo;中国热&rdo;中清醒过来时，他们竟回答说：&ldo;我不要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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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对周恩来的礼貌，分明地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熊向晖受邓颖超之托，给赵浩生打了个很长的电话&ldo;我是吃他们的奶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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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第三次来华，是泪水流得最多的一次。

母亲突然去世，他为奔丧而来。

孰知刚刚料理罢母亲的后事，又传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

当时赵浩生正在天津大港油田参观，噩耗引起了他满腔的悲痛，&ldo;凝望着渤海湾的万顷烟波，我感到滚滚浪潮尽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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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追忆起1946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那次见面之所以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他也是第一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招待。

当外国记者发问时用词不妥时，周恩来&ldo;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发问者予以纠正&rdo;。

在外国记者面前，他的挥洒自如、不卑不亢，同国民党新闻发言人的卑微怯懦形成鲜明对照。

此后，他几次目睹了周恩来和当时美国调解人马歇尔的接触，他分明地感到马对周恩来的礼貌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从大港返回北京，赵浩生想多逗留几天，等到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

可他接到的通知却是所有非常驻中国的外国人，地须子1月10日以前离境。

申辩毫不起作用，赵浩生只好悻悻地离京经香港回美国。

在香港，他接受了香港《70年代》杂志的采访，谈他眼中的周恩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悼念与回忆》，那期杂志几乎成了赵浩生的专号，后作为专书出版。

1978年，赵浩生第四次到中国，将《悼念与回忆》送给了邓颖超，并传递了希望拜访邓颖超的信息。

但直到他登机回返前夜，才接到熊向晖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