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与1980年之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罢经年，全党工作中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中国仿佛正在跨进一个崭新时期。

但人们又都朦胧地感到有那么一两件似了未了的大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对林彪、江青这两个篡党阴谋集团主犯如何处置。

在那个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被视作防止&ldo;文革&rdo;重演的一剂良药，而为人津津乐道。

但&ldo;批判的武器&rdo;总不如&ldo;武器的批判&rdo;更令人信服，人们期待从林彪、江青两集团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个证实。

中秋时节，五届人大常委会议决：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两集团案。

消息传出，举世瞩目。

绝大多数国人，关注的是这伙祸国殃民的恶魔，受到严厉制裁的结果，以平抚内心怨恨的感情波澜。

而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异，外国人更关注审理的程式和判决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与公正，并由此推断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走向和推进的速度。

因此在&ldo;两案&rdo;中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成为外国记者追踪的热点。

的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靠检察官、审判官、律师三方共同维护的。

在西方，律师拥有&ldo;护法使者&rdo;的美誉。

但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传统濡染，编织&ldo;护法使者&rdo;桂冠的，不是鲜花和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

谁替罪大恶极的妖魔辩护，谁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众的心目中遗臭。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关于&ldo;两案&rdo;的追述，时下出了不少，对公诉方、对检察方、对审判方的描写，洋洋洒洒。

其任务之艰巨、其工作之繁难、其对应之机敏、其正气之凛然……应写尽写，无需复加。

而对同样是为捍卫法制权威与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们，他们如何忍辱负重，抛开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着传统道德的社会压力，则无文从这一视角着力刻画。

想到这些，内心便有种去弥补某些缺憾的冲动。

我怀着对把个人情感压抑在心灵最小的角落，将护法视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响了张先生的家门。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潇洒的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而更像手攥裁决之权的大法官。

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绝不轻易放弃自己成熟观点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