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

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

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

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

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

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

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

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

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

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iddot;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

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

圣&iddot;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

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

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

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

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

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

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

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

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

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