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

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

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

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

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

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

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

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

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

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

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

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

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

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

&ldo;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

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

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

&rdo;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ldo;庐山真面目&rdo;。

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