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

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

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

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

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

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

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

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

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

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

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

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

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

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

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

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

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

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

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