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

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

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

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

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

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

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

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

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

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

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

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

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

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

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

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