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

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

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

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

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

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

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

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

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

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

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

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

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

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

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