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

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

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

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

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

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

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

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

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

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

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

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

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

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

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

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

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

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

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