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

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

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

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

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

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

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

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

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

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

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

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

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

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

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

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

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

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

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

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

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

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

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

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

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

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

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

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

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

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