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

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

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

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

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

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

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

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ldo;两强&rdo;标准改为奉行&ldo;三强&rdo;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敌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

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

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

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

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

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

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打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

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

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

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