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

生产的增加----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

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

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

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

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

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

所以，这种开放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

此时，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

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

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

在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

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

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

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平静。

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

但是，是否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

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

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

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

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

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体现了出来。

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

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东方文明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

对此，我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

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

当时，我认识作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

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运河返国。

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

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

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

今天，尼古拉一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iddot;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iddot;罗得斯先生的掠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

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ldo;病人&rdo;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之下么？严格地根据法律，难道土耳其无权存在、无权保有其所拥有的东西、无权以它认为是正当的手段来治理是它的合法属民的人们？不过人们还是太容易忘记这点：法律维护的是公正，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