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鲍芙&iddot;扎哈洛夫娜塞给我一些苹果，让我带着路上吃：

&ldo;苹果我是从来不卖的，无论苹果，还是野果，都不卖。

我把它们都分给别人，全分给别人……&rdo;

在许多人家里，我常常是同时记下两个故事‐‐母亲的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在战争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故事。

儿童的记忆往往能从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侧面揭示出事件的意义。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后来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柳德米拉&iddot;米哈依洛夫娜&iddot;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儿娜塔莎‐‐现在叫娜塔利亚&iddot;康斯坦丁诺夫娜。

柳德米拉&iddot;米哈依洛夫娜说：

&ldo;战前我是个儿科医生，整天接触孩子，跟孩子们打交道……可是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地下工作。

我当时二十三岁。

&ldo;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了，一连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会不会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见敌人已经在给他们准备绞索了。

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这些被捕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且你很清楚，同样的命运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ldo;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明白、预感到了一切。

敌人用皮靴、鞭子来拷打我。

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lso;修指甲术&rso;。

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把所有的指甲都插进了针。

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

我立刻昏了过去。

我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

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

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

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

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儿都碰不得电器。

我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推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

我‐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

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

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

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内科学吧?我不知道。

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哭了起来）。

&ldo;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大哭。

当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肌肉都翻了出来。

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两名妇女。

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都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

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iddot;卡列尼娜……我们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

我们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ldo;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