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在战争中当过护士。

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

他开始生坏疽病，我们把他一条腿截了去。

他就在我管的病房里。

&ldo;有天晚上，别人对我说：

&ldo;&lso;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人吧。

&rso;

&ldo;我赶紧跑到病房。

我想，也许是又出血了，也许是别的什么事吧。

我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也不发烧，啥事都没有。

&ldo;他盯着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

&ldo;&lso;纳……&rso;

&ldo;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

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ldo;&lso;纳……&rso;他说，&lso;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

&rso;&ldo;好象他的命还是保住了。

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野战医院已成了德国伤兵医院，德军伤号非常之多。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轻伤员怎样把死者从五楼上踢下来。

他们拽着死人的腿拖到楼梯口，沿着阶梯往下踢。

要知道，这就是曾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病友，也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啊。

可是你看看吧，他们怎样把同伴拖到楼梯口，又怎样粗暴地用脚踢下去。

这使我们心惊肉跳，虽然死者是我们的敌人……&rdo;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的卫生员却从战场上背下这些德军士兵和军官，我们的军医给他们在医院里治伤。

有谁记载或收集了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还有，四五年那会儿围着我们士兵的行军灶吃饭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记住了些什么?他们会记得苏联士兵送给他们的糖块吗?他们会知道，正是他们的父兄烧毁了苏联士兵的家园、杀死了苏联士兵的孩子，凌辱了苏联士兵的妻子吗?如果说，获得者已不记得或不愿记得的话，那么付予者却牢牢地记得‐‐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忘记。

在卫生指导员索菲亚&iddot;阿达莫夫娜&iddot;孔采维契的回忆录里写道：

&ldo;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

我简直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都笑呵呵的，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

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幸福的人。

我原来想，等我们打到德国，我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

胸中郁积着多少仇恨！

如果一个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干吗要可怜他的孩子?如果他绞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可怜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为什么不能?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

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