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暧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

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

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

这三大案之后，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格局，朝政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始终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党争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

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

党争的最直接后果，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

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后来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ldo;醒悟&rdo;，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

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即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哄哄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

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

（这种厌恶与回避其实在崇祯身上也有，后面我们会提到。

其实神宗也是如此，他后期如此的厌烦张居正，其实是厌烦整个文官集团，以至于最后竟然几十年不上朝。

他们爷孙几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在这一点竟然惊人地相似，这不能不体现出明朝政治中极为令人不安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后宫深处，做木匠活去了。

天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比万历还要低调，但这对于一个最高政治决策者来说，绝非好事，由此，大权旁落于司礼太监魏忠贤之手。

在这时，党争的阵营出现了变化，几乎完全呈二元对立的状态‐‐即，亲魏势力与反魏势力。

这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内部的腐烂愈加深重。

这种腐烂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各层面，甚至影响到了边关。

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被构陷的人当中也包括当时最有能力的将领熊廷弼、孙承宗，后金势力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