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

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ldo;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iddot;杰弗逊。

&rdo;--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ldo;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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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

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ldo;著名考古学家&rdo;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花落春仍在（1）

花落春仍在

梁思永去世前，对前来看望的考古所同仁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最令他牵挂惦念的仍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

他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ldo;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

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

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

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

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

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rdo;追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婉的口气说道：&ldo;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

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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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重新启动了编撰程序，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高去寻（晓梅）主持此事。

高受领任务后，在梁思永原稿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数年，终于完成，并以《侯家庄》为总标题分册出版。

1935年，当25岁的高去寻进入史语所时，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

高去寻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

史语所考古组参加安阳发掘的&ldo;十大金刚&rdo;，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两个末尾，说明高氏在史语所同仁中属于资历较浅的一位。

尽管资历较浅，但高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深得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赏识，也受到同辈学者推崇。

高去寻于北大历史系毕业时，被向来以&ldo;拔尖主义&rdo;为模式的傅斯年当作&ldo;尖&rdo;拔到史语所。

在发掘工地上，高去寻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很快受到梁思永喜爱，遂当作嫡系弟子加以栽培。

史语所以傅斯年为首的&ldo;海龟&rdo;派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

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一千八百座墓葬中，亲自调查摸索过约三百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和诀窍。

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殷墟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