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全盘工作的则是中基会干事长。

中基会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秘书。

自1928年起，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政府更迭，周诒春被当时的董事翁文灏、丁文江、胡适等人整肃掉，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一跃成为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实际操控了整个中基会的大权。

按任鸿隽的说法：&ldo;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

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rdo;，而&ldo;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

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的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

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39;中美&39;而为&39;中华&39;，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

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rdo;。

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ldo;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rdo;。

由于&ldo;教育文化&rdo;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中基会把&ldo;教育文化&rdo;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

随后&ldo;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rdo;。

自立山头的甘苦（1）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

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

1928年，陶孟和在给胡适的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ldo;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

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

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

&rdo;陶孟和所说的&ldo;停止&rdo;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

他继续说道：&ldo;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rdo;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

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ldo;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

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

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

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rdo;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

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

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曰：

我生在贫苦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