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

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ldo;西南自立&rdo;（3）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

其一为&ldo;边疆&rdo;。

夫&ldo;边人&rdo;自昔为贱称，&ldo;边地&rdo;自古为&ldo;不开化&rdo;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

其次即所谓&ldo;民族&rdo;。

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ldo;赫哲民族&rdo;一名词。

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ldo;民族&rdo;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

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

夫云南人既自曰：&ldo;只有一个中国民族&rdo;，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

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

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

则吾辈正当曰&ldo;中华民族是一个&rdo;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

迤西尤甚。

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

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ldo;中华民族是一个&rdo;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ldo;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

此非曲学也。

&rdo;又说：&ldo;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39;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

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

&39;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

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

&rdo;

傅斯年与顾颉刚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产生矛盾，进而割袍断义，想不到十几年后二人又在昆明相遇。

为民族大义计，顾颉刚接信后，听从了傅斯年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周刊。

顾氏如此做法，当然不是屈服于傅斯年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

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ldo;中央&rdo;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ldo;地方&rdo;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ldo;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rdo;，以及&ldo;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