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ldo;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rdo;。

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按：韦伯）夫妇。

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

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

章士钊求见，说：&ldo;先生在中国很出名。

&rdo;他说：&ldo;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

&rdo;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thel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

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

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张家祠言和（2）

在傅斯年眼里，魏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ldo;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rdo;。

傅还指责道：&ldo;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

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39;乱哄哄&39;，&39;不会办事&39;，（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

&rdo;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做出的结论是：&ldo;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

&rdo;按照傅斯年的说法，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一无是处的骗子和妄人。

与傅斯年友善的抗战期间《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撤退台湾许多年后，对此评论说：&ldo;《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三十年的文字生涯。

这一篇文章，是孟真&39;等身著作&39;的压台戏。

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

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

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

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

&rdo;傅氏另一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ldo;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39;知人论世&39;者所不可不读的。

……孟真先生以萧伯纳&39;看效能比人道重&39;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rdo;程氏、毛氏所言，是耶，非耶，尚需更长的时间加以鉴别。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傅文一出，打破了萧伯纳的神话，许多沉浸在萧伯纳迷梦中的中国人逐渐警醒，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神态仪容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ldo;社会调查&rdo;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外，对苏联一切人事也大加赞赏。

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表示了深切悼念。

2月26日，他与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

函中特别指出：&ldo;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rdo;云云。

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逐渐滑向左倾，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