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ldo;创造社&rdo;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ldo;文学研究会&rdo;、骂茅盾为&ldo;群鬼&rdo;的那股横劲了。

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

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ldo;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rdo;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ldo;这是个态度问题!&rdo;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

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ldo;迎降&rdo;，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ldo;匪帮&rdo;，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

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

我说，&ldo;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rdo;，接着又提高嗓音说：&ldo;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rdo;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

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赵俪生与&ldo;征服者&rdo;成仿吾叫板儿，是在进中科院之前。

而到了中科院之后，赵氏旧习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与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

这次事件在赵的内心深处，颇有些悲剧英雄的味道，因而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点虽败犹荣的自豪感。

而当年郭沫若的讨伐檄文通过日本辗转传到台湾后，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自是嗤之以鼻。

对此，石璋如在其回忆录中说：&ldo;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

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

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39;拿着金饭碗讨饭吃&39;等等。

&rdo;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他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不便对此事说得过深过重，而其他人的评价就没有这般客气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

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

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至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

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

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

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