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迪布勒伊对失败的总结，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在小说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

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第三条道路通往理想社会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极富有意义的问题。

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让她的一代精英怀着这样一个善良愿望与天真幻想投入严峻的现实社会，让他们碰壁，让他们感到尴尬、陷入困顿，从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

这一批企图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独立路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尝到了这种独立路线带给他们的苦果。

朗贝尔这样抱怨说：&ldo;对于左派来说，我过分反共，对于右派来说，我过分亲共。

&rdo;&ldo;独立左派&rdo;的领袖迪布勒伊虽然一再明确表明与法共的区别，但却被右派当作&ldo;危险的共产党人&rdo;而加以中伤与攻击，虽然他主观上要与法共采取联合行动并且决不作任何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但却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种种批判：&ldo;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分化左派力量&rdo;、&ldo;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陈旧的道德标准混为一谈&rdo;、&ldo;是华尔街的走卒&rdo;，等等。

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强烈、更彻底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实的教训也更为严酷。

虽然他从来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他主观上要求自己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从严格核实与调查事实出发，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虽然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力求带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准确而有分寸，但文章一发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右派、反动派与保守资产者的喝彩，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来自右翼的社会浪潮卷了过去，几乎成了这个他从不屑于为伍的右派社会中的一员，几乎整个沉沦下去。

事实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确产生了他过去难以想象的污点，只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迅速回头转向，才免于自己进一步的沦落。

小说人物所有的这些状态与变化，都是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作为&ldo;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rdo;、&ldo;仅仅作为一个见证&rdo;而展示出来的，但实际上其中却蕴含着一种真理，那就是社会阶级斗争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这些左倾知识分子要求独立自由的路线，只可能落得悲剧的下场。

迪布勒伊与亨利正是&ldo;历史必然性的无可指责的受害者&rdo;。

这是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义。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让她的左派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了法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里的无能为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无足轻重之后，又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从零开始。

他们又准备创办一家周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又握住了共产党伸过来的手，开始进行一次争取民主的联合行动。

迪布勒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又满怀热情到外地去进行活动，发表演说；亨利也放弃了逃避法国现实到意大利去过隐逸生活的计划，又重新投入了工作；纳迪娜终于从她的玩世不恭与虚无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安娜也从绝望的道路上回过头来，企图到生活中去寻求新的意义。

小说就这样在积极的基调中结束了，这种积极的基调与光明的结尾，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人物精神状态中对未来很有把握的信心所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精神上不计前景与成败而坚定不移地自我选择的意志所带来的。

虽然小说结束时的现实比小说开始时的现实显然要更严峻、更充满了新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可怕的阴影，它仍带给人物以深重的迷茫感，但人物的精神却经过了困顿的历程，有了新的认识而决心开始第二回合的搏击，进行了第二轮的自我选择，一个新的层次的自我选择，更有思想准备、更有经验、更为坚韧的自我选择。

&ldo;自由选择并不是绝对自由的，而要受客观境况条件的限制&rdo;，我记得1981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的时候，她对我讲过这样一个观点。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观点的形象表现，但与此同时，虽然境况是严峻的、令人困顿的，我们仍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行为的这一轨迹：困顿‐‐自我选择‐‐困顿‐‐再自我选择。

这种自我选择的不息精神，正是萨特与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体现，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源泉。

在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哲理剧《苍蝇》里，俄瑞斯忒斯虽然眼见自己面前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看不见希望的，深知自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将永远有&ldo;苍蝇&rdo;的追逐，但他毅然作出了选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迪布勒伊与亨利无疑与《苍蝇》中的英雄主人公有些相像，他们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明知自己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无足轻重，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观，重视自己的职责，也毅然地选择了一条见不到前途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堪称20世纪的&ldo;俄瑞斯忒斯&rdo;，他们身上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色彩。

也正是出于对这个意义的理解，我建议这部小说的译者将书名译为《名士风流》。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物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

除了政治社会活动与个人事业外，爱情就要算这一批知识精英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了。

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马灯似地走过好几个女性：波尔、纳迪娜、若赛特，最后又是纳迪娜；纳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满了男人，从美国军官到亨利，到朗贝尔，等等；安娜则一再到美国去叙私情，小说后半部分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写她这一场婚外恋。

应该说，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性开放主义者，他们对性爱的那种无所谓的自由随便的态度着实令人惊讶。

亨利作为一个有&ldo;家室&rdo;的男人，可以在报社众目睽睽下公开带着纳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还得到了自己的&ldo;配偶&rdo;波尔的同意，他与若赛特的关系不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而且在大庭广众的社交场合也毫无避讳。

纳迪娜与每一个男人的关系也都是公开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谈到她与不同男人的性关系时，就像谈普通家常一样。

而对安娜一再赴美国会情人，她的亲友竟无一人有所在意。

总之，在这部小说里，两性关系成为了普通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与异性做一次爱几乎像与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样普通，它不受社会规范、家庭关系的约束，既不存在当事人自己受贞操、节守、义务等观念的煎熬，也没有旁人以嫉妒来干扰。

在两性关系上，如果说性开放与传统的性观念的淡化是这些人物的第一种作风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种作风则是经常以性欲之爱作为目的。

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物在考虑自己与异性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ldo;做爱&rdo;、&ldo;上床&rdo;，亨利与纳迪娜、若赛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这一个正派的有身分的严肃的有夫之妇也是如此。

尽管她与右翼作家斯克利亚西纳在政治观点与社会观点上相左，有时还话不投机，但第一次与他在酒店会面时就发生了肉体关系。

她在美国之行中，一直就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ldo;肉体上的失望&rdo;，于是才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

早在与刘易斯成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预想着&ldo;跟刘易斯睡觉&rdo;了，只是当她与刘易斯第一次发生了肉体关系、性感全面复苏、&ldo;重新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新又拥有了肉体&rdo;、&ldo;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rdo;之后，她才在情爱上补了一课：感情上进入了充满柔情、缠绵悱恻的真正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