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

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

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

一九五四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

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

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置。

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

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一九六二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六十九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

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

过了六十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ldo;老作家&rdo;，我觉得很不习惯。

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

近两年逐渐习惯了。

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

杜甫诗：&ldo;座下人渐多。

&rdo;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

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

我算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ldo;空灵&rdo;，甚至很不好懂。

这些作品都已散失。

有人说翻翻旧报刊，是可以找到的，劝我搜集起来出一本书。

我不想干这种事。

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

我近年的作品渐趋平实。

在北京市作协讨论我的作品的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为&ldo;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rdo;，这大体上可以说是我现在的文学主张。

我并不排斥现代主义。

每逢有人诋毁青年作家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时，我常会为他们辩护。

我现在有时也偶尔还写一点很难说是纯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在通体看来是客观叙述的小说中有时还夹带一点意识流片段，不过评论家不易察觉。

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

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

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五十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

‐‐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ldo;断裂&rdo;，这说得严重了一点。

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