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炎热的中午，正是午餐时候，大家都拿着饭碗前往报社食堂就餐去了。

我趁办公室无人之机，关上大门，正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啃着一个又凉又硬的大馒头时，没想到，我的这一难堪的样子，被突然推门而进的朱德付无意间看到了。

虽然当时窘得我很是脸红了一阵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

第二天下午，当我刚从外面采访回到办公室时，朱德付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刚一进去，他就将门关上，先是不经意地与我谈了一下这几天的采访工作和发稿情况，然后他对我轻声说：&ldo;石野，我听别人说，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顾了，丢失了不少东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时间经济比较困难。

是真的吗？你现在是南方都市报的一员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有事你也不应该瞒着我呀……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就算预支这个月的工资了。

你工作很努力，见报稿子不少，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这样弄坏了身体怎么行呢？你是军人，更应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rdo;说罢，他从抽屉里掏出了500元钱，不由分说，硬是塞到我手中……

第二章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8节羊城再圆记者梦（3）

后来，尽管朱德付在半年后离开了都市报，但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

记得在他从都市报调至南方日报出版社做副总时，都市报在五羊城附近的红高粱酒店设宴为他送行。

朱德付当着众人的面，特意拉着我和魏东来到当时兼管采访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触地说：&ldo;石野和魏东是我亲自挑选进来的，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他们的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把他俩托付给您啦，请帮忙照顾好他们……&rdo;

两年后，我因报道&ldo;祈福新村&rdo;那宗特大杀人案，被广州有关部门重点&ldo;照顾&rdo;，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离开了《南方都市报》。

后来我又离开了广州，北上求学，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记者。

魏东运气比我好，他很快调入报社，成为有编制的正式记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将要离开《南方都市报》时，此时正担任着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后两次为我摆酒送行。

第一次是在我离开《南方都市报》前，他带着南方日报的女记者金杜在广空医院的一家酒店里请我喝酒；第二次，是我离开南方都市报的第三天，他和魏东一起拉着我到了天河东一家湘菜馆里，我们仨人喝了几瓶度数较高的&ldo;酒鬼&rdo;，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

2001年春，时任广州《信息时报》总编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主管发行工作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从南方&ldo;挖&rdo;到京城，出任《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

得知他来京城创业，我不顾别人的劝告，马上辞去那家正干得不错的报社，加盟了其中。

经过严格的考核，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

我的同事张凌，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凭实力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

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报同事邓世祥长期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多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

因为这场官司困扰着我，当年6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

有关详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临近港澳的广州一直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儿的媒体发展和新闻竞争都是不同寻常的。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中，经常有新的报纸和杂志冲出来，也有不少活不下去的报刊悄悄地倒下去。

那时，广州地区的报业界还是处于一种&ldo;三国鼎立&rdo;的状态，即由广东省委机关主办的《南方日报》、由省委机关直辖的《羊城晚报》以及由广州市委主管的《广州日报》，这三家党报，成为当地的老大，当时除了《羊城晚报》在办报方针上较有特色外，其他的如发行量、广告收入、社会影响力方面大体上都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各自占有自己的市场。

到了1997年上半年，羊城报业界开始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改革。

很快，激烈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此时在广州地区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数《羊城晚报》，发行量超过了百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