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京城的自由写作者，面对的困难很多，他们的收入没有固定，平时经济的压力仅仅是生存压迫的一个方面，他们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所以，像王小波、王跃文、古清生、老村、林白和刘晴等，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辞职的写作者，其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范本，同样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写作的快乐，尽管清贫和寂寞在所难免，但是这些代价无法与收获相提并论。

以《黄金时代》、《东宫西宫》和《我的精神家园》等名著震动国内外文坛的王小波去世后，著名学者、王小波的夫人李银河曾对他做出过这样的评价：&ldo;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

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

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

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rdo;这大概可以概括许多自由写作者的心理感受。

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自由写作者越来越多，如小说界的王跃文、钟晶晶、韩东、吴晨骏、李冯、赵凝、王莞、陆离，散文界的止庵、车前子、庞培、祝勇、张远山、余杰等。

第十一章缪斯女神的礼物第88节流浪京都（2）

文化繁荣、资讯发达的北京城早在80年代起，不仅成为演员、歌手、诗人趋之若鹜的风水宝地，也很快成了卖文为生者‐‐即&ldo;自由撰稿人&rdo;的集散地。

久居京城的自由撰稿人，著名的除了伊夫、李大卫、梅哲等京籍人，更多的是外省，如古清生、庄晓斌、九丹、喻尘、刘晴等人。

无论家居何处，大家都面临着如何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

迫于生计，鲁院结业后，我进入中关村的一份某中央机关办的周刊做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

在中关村租房而居的日子里，我还结识了一帮流浪文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过着一种飘浮不定的生活。

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装疯胡言乱语，甚至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号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语，挂着泪痕沉沉入梦。

我的心是伤感的，在与现实颠沛流离与磕磕绊绊中，像打了层层补丁，将闪烁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来流浪的路上，爱与温情都是易碎品。

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无闻的我在北京，在新闻界渐渐小有名气。

几年间，我先后在《科学时报≈8226;今周刊》、《首都公安报》、《文化时报》、《工人日报》、《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供过职。

但我还是热衷于流浪，同时靠自由撰稿为生。

那几年，全国各省市的各式各样的杂志虽如雨后春笋，但那些共青团、妇联、社科等系统办的综合性文化休闲类刊物，正常稿费标准一般在千字30元到300元左右，高的当然也有像《知音》、《家庭》杂志，千字千元，好稿更高，多的每篇达到万元的。

其他的如平时也向我约过稿的杂志如《深圳青年》、《打工》、《恋爱婚姻家庭》等，好的也有千字600元的。

报纸稿费高低悬殊太大，高的除了有名的《华西都市报》，其他还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楚天都市报》、《齐鲁晚报》、《济南时报》和《深圳法制报》等，我当时一般的稿子每篇可基本拿到500‐800元的稿费。

杂志只能一稿一投，而报纸对于好的新闻除了《华西都市报》外，可以一稿在每个省市发一家。

当然有的稿费很低。

我还曾经收到内蒙古一家报纸寄过来5元钱稿费‐‐尽管太低，但总比那些发了你的稿子又从不给你稿费的好多了，就是你索要了，还不给你。

也有人指责一稿多投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报纸新闻如果一个省投一家的话，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投，让人家转载了，不但不给你稿费，而且连你的大名也给去掉了。

我记得2001年间，广州某报接连从《工人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转了我两篇长稿，都没署上我的名字，稿费也不给。

也许有人会说，卖文为生者也有买房买车的。

有一次，我去剧作家吴霜家玩时，她对我说：北京的伊夫以前也是做记者的，后来他就独立撰稿，专写演艺圈子里的新闻，这几年早就发了，他不但开上了车，买了房子，还配上了秘书。

如果你觉得在报社做记者不是很顺心，其实凭你的实力和军人的作风，你完全也可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

京城卖文为生者众生相早被许多大小报刊不同程度地报道过，他们的生活状态曾为国人所关注。

在京城众多的自由撰稿人中，生活最为动荡不安，最令人心酸的，恐怕要数古清生和庄晓斌了。

在京城，如果提到自由撰稿人的话，我相信谁也不会绕过古清生。

尽管现在的京城又应运而生了许许多的自由撰稿人人，但无论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是现在，古清生都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

他是客家人，祖籍江西，出生于湖北大冶。